了“下岗工程师”之一。没了编制，没了工资，靠接些小修小补、私人焊接图纸的活养家糊口。

那时家里冷到夜里锅碗都冻上霜。

母亲袁梅，原本在沈阳的国营大饭店当帮厨，下岗时才三十多岁，手上是剁得满是老茧的刀功，心里却什么都没了。青蒹记得那年他们一家蜷缩在十平米的筒子楼里，窗户封着塑料布，水龙头冻得拧不开，妈妈把被子塞进煤炉上方的木架里烘，一边烘一边哭。

就在那时——1993年冬，澎湖寄来的那封信像一根救命的绳子。

署名：文思淼。

文青蒹那时10岁，靠在厨房门口，看到父亲一边读信，一边哭到把眼镜摘下来，捂着脸发抖。

她记得他念出那一行字时，嗓音像是破掉的铁钉：

“若自杭不在，盼一见儿孙，见是见，非为偿债。”

是的，文自杭不在了。那个被批斗的知识分子、那个寡言沉默却用尽全力托举儿子的父亲，早在他大四那年撒手人寰。

可现在，他作为父亲，要不要带着妻儿，跨越海峡，回到那个曾被切断的名字身边？

她母亲说：“不去，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得下去。去了，就真是投靠了。”

文思淼，黄埔十七期，抗战打过几场仗，来台后退役，自愿留在澎湖，开了一家小复印店，守着电台广播和旧地图过日子。他把儿子留在大陆，一留就是五十年。直到八七年两岸稍稍松动，试着寄信出去。

她爷爷早已去世，文思淼痛哭，断了联系。又过了七年，九十岁生日那年，他决定再试一次，写下那封信。

文思淼九十高龄，失联半世纪后再度来信，字迹歪斜，文笔却还带着旧日军人的倔强。他不为别的，只说：“盼一见儿孙”

不是道歉，也不乞怜，只是一句“盼一见儿孙”。她父亲那晚抽了整整两包烟。

“爸已经走了。”他说，“但我们能去。”

于是，他们离开了沈阳。

那个冬天后，他们开始办手续。三个月后，他们从大雪纷飞的沈阳出发，一路南下，穿过福建，再坐船到澎湖马公港。

她记得上岸时阳光刺眼，风咸得让人打喷嚏。

上岸那天，她穿着红色羽绒服，脸冻得通红，远远地看见码头上站着一个穿中山装的老人，背有点驼，眼里全是泪。手里提着一篮子温热的花生糖。

“青蒹，”他说，“你叫青蒹，对吧？我是你太爷爷。”

她那时不知怎么叫他，只是看着他，像看着一张照片动了起来。

文思淼果真已衰老不堪。她记得他第一次见到他们，话都没说出口，泪水先流了下来。她小时候怕他，因为他不笑，说话也慢。直到后来才懂，他不是冷，而是一生习惯了背对风声站立。

那一年来到澎湖，她睡在文思淼床边的小藤椅上，夜里听他说台湾初来乍到的故事，讲他背的枪、爬过的山、看过的尸体、印过的每一张身份证副本。

第二年冬天，文思淼安静地走了。去世时表情安详，想来是去了彼岸与旧时的妻儿团聚。火化那天，马公港整整有七个退伍老兵来送行，穿着旧军服，戴着白花，鞠了九次躬。

文昱一家人则是再也没有回沈阳，就在澎湖驻扎下来，一晃八年过去了。袁梅把太爷爷的复印店改造成了餐馆，苹果妈妈小食堂就这样诞生了。文昱则为了小餐馆开始跑运输，四处去台湾本岛进货。

她现在十八岁，身高已经超过母亲半个头，胸前发育得让人侧目，画作展到台北、北京、东京、纽约，可她仍然住在这个熟得像身体一部分的老房子里。

她的脚丫踩上水泥阶梯，脚底贴着那种有点粗糙、有点旧旧潮潮的地砖触感，每一层都像是一道记忆的门。